过失还是故意?沪宝马车拖死交警案的刑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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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交警遭拖行致死案”受到了舆论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案件事实尚未查清之际,应当保持情感的克制,避免感情用事造成刑法的适用不当。就本案行为人而言,在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故意杀人罪以及过失致人死亡罪之中定罪的可能性较大。案件的关键点是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判断,如果行为人被证实在拖行被害人之际实行了二次加速行为,处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可能更为妥当一些。

一、案件回放

2015年3月11日下午,闵行区吴中路附近发生一起民警遭受不法侵害的案件,一宝马车司机孙某,一而再违规从直行道左转弯,在强行转弯加速过程中拖行民警致使其受重伤。该民警在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该案件发生后,全上海为之震惊,各界舆论为之哗然。

通过查看现场录像,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即新闻报道里有“民警试图将手伸入车窗阻止”的描述。《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73条明确规定:“遇有机动车驾驶人拒绝停车的,不得站在车辆前面强行拦截,或者脚踏车辆踏板,将头、手臂等伸进车辆驾驶室或者攀扒车辆,强行责令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很显然,如果媒体报道的细节属实,则涉事民警的执法行为就有不规范之嫌。

以下是澎拜新闻的采访对话:
澎湃新闻:你讲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孙某:当时我想左转弯,到最左边的车道。前面一个路口,我右转进入吴中路,这段路太短了,我来不及转到左转车道。后来,交警就在路口不让我转进去。
澎湃新闻:你们最初说了什么?
孙某:我当时在直行车道,越过停车线了,他让我退后。
澎湃新闻:之后呢?
孙某:我向左侧移动,我想左转。
澎湃新闻:当时交警什么反应?
孙某:他让我直行,我觉得他的手势不是很清楚。
澎湃新闻:交警拦下你,你为什么还要踩油门加速左转?
孙某:我想要转过去靠边,再跟交警理论。但为什么油门踩那么大,我也说不清,就一下子踩了,太乱,无法控制。我心想他干嘛盯着我,刁难我,这么多车子,为什么偏偏找我。
澎湃新闻:当时你很赶时间?
孙某:其实我并没有太着急。
澎湃新闻:你没看到地上的导向标志?
孙某:没有。
澎湃新闻:为什么不听从指挥?
孙某:我知道我在直行车道,但吴中路我一直走的,平时很多车都是这么左转的。有一次交警引导我也是这么走的。那时候(11日下午)我觉得交警的执法有问题,我有抵触情绪。我觉得他是有意针对我,我当时说,大家都那么辛苦,你何必呢?
澎湃新闻:你左转时交警有什么举动?
孙某:当时车速还很慢,他用了指挥棒。
澎湃新闻:踩油门的一瞬间,你的车碰到交警了吗?
孙某:好像看到我加油门,他下意识拦了一下。
澎湃新闻:然后你就开走了,还是停下来了?
孙某:开出去100多米吧,我好像听到交警叫了一声。然后开出去之后发现后面好多人围着,我感觉我闯祸了。就停在了路边,我下来了。
澎湃新闻:变道的行为你觉得是违法吗?
孙某:现在觉得是。
澎湃新闻:你觉得自己平时是容易生气的人吗?
孙某:应该不算。
澎湃新闻:现在后悔吗?
孙某:特别特别后悔,我宁愿今天在家睡觉。
澎湃新闻:你有什么想对执勤交警说的?
孙某:我真的没有任何要故意伤害你的意思,没想到是这个后果,真的。现在我特别乱,不知道说什么。

二、法律分析

对于该案的定性,观点不一。呼声较高的观点是认为对该名犯罪嫌疑人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而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则认为,对于该案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能更加合适;除此之外,还有认为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交通肇事罪”以及“妨害公务罪”等观点。由于舆论对社会生活中的故意、过失和刑法上的故意、过失进行了混用,本文首先梳理故意与过失的概念及其定位,再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几种罪名进行简要的评析。

(一)故意与过失:行为时对侵害法益的行为及犯罪结果的主观心态

案件发生后,我们聚焦的核心在于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分析。行为人到底是故意心态还是过失心态?在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故意、过失的具体概念及其在犯罪成立中的定位。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故意、过失与刑法上所称的故意、过失有一定区别。譬如在该案中,行为人对于交通规则的违反是持故意心态大体是没有争议的,这种故意是泛指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故意,而非刑法中的故意。而对犯罪嫌疑人所触犯具体犯罪的主观心态,则需要具体分析。依据刑法理论中的阶层理论,行为无价值论主张故意、过失是违法要素(双重故意),结果无价值论则主张故意、过失是责任要素;而在传统的四要件的构成理论中,故意、过失是犯罪的主观方面。尽管在各自理论中的定位不同,但是都可以简洁地概括故意、过失,是指行为人在行为时对自己实施的法益侵害行为及其犯罪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它是犯罪成立的要件之一。

在对具体行为故意、过失的主观心态进行分析时,一定要区分故意、过失所针对的对象。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还是故意杀人罪,区别在于对交警死亡所持的心态;犯罪嫌疑人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区别在于对交警的重伤所持主观心态不同。

(二)罪名的选择:“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的边界探讨

由于受困目前所公布的事实与证据限制,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笔者还不敢妄言,只能基于现有媒体公布的事实,就其所涉嫌的几个罪名简要进行评析。

首先,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教授认为,机动车车辆针对的对象都是不特定的,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跟民警并不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只是为了逃跑,不顾民警死活,这种驾驶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因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能更加合适。笔者对刘宪权教授相当尊重,但是笔者认为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待商榷。有别于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通常是要求对不特定的对象有具体的法益侵害性,而在该案中,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虽然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但是并未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限度。其危害行为针对的是特定对象即交警,而非针对不特定的公众,对其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较勉强。

其次,笔者认为,本案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主要还是在“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以及“故意杀人罪”之中进行探讨。此三种犯罪,存在的最大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心态的差异。“故意杀人罪”对于被害人的死亡是明知或者放任;“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对被害人的死亡是过失,对于被害人的伤害则是故意;“过失致人死亡罪”则只有对于被害人死亡的过失心态,并且不存在对其伤害的故意。

如何知道行为人在行为时在想什么恐怕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那么我们如何知道犯罪嫌疑人孙某的主观罪过呢?通常的方法是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状况,结合行为前、行为时、行为后的综合因素考虑。
但是本案目前还存在几处疑点。

第一,被害人交警是如何被拖行的?是交警自己伸手去抓车子的后门,还是如同坊间有传闻是司机拉住了交警再拖行?

第二,交警被车挂住之时,司机有无二次加速?

第三,行为人是自己自首还是被赶来的警察截住?

在诸多案件事实尚不知晓的情况下很难断言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何罪。在实践中,某些案件即使事实清楚,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罪也还是很难判断的。其实,过失与故意不是相对立的概念,而是主观责任的程度不同,对行为人处罚的最低限度是过失,行为人的主观责任从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到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主观责任逐渐增大的过程。与此相对,对行为人主观责任的证明难度也是一个逐渐增大的过程。从现有了解的案件情况来看,检察机关要想证明行为人存在故意杀人的心理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孙某在交警被拖行过程中二次加速被证实,定“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可能更加恰当一些。笔者也就此观点与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的雍自元教授进行了探讨,在该观点上也得到了支持。无独有偶,在20年前沪上发生的一起相似案件中,最终也是以故意伤害罪定罪的,只是该案与本案在具体细节上还有所出入。

最后,还有的观点认为行为人涉嫌“妨害公务罪”、“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对行为人不能再适用此两罪。不能适用,笔者并不是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不构成此两罪,而是认为行为人构成此之两罪,完全符合两罪的构成要件,只是行为人必然成立上述三罪之一,此两罪与之存在想象竞合或者法条竞合,需要择一重罪处断,此两罪是所涉犯罪中起点刑最低的罪名,故不再适用。对于“交通肇事罪”,有的观点认为行为人不构成此罪,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商榷。行为人在第二次转弯之时,交警上前制止,其不听劝止,执意左转弯,显然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了交警的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理应没有障碍,只是因为竞合关系而无须再适用而已。

三、结语


公众对于该交警及其家人的同情,对于这种违法、涉嫌犯罪行为的痛恨是本案之所以受舆论关注的原因。孩子在降临人世之际便失去了父亲,这种痛苦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笔者直到现在还不敢试想此刻被害人配偶、父母的心情。但是,公众应尽量保持克制,该起案件的部分事实目前尚不清楚,例如交警到底是如何被机动车拖行的?交警被拖行之后行为人是否还有一个加速的过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我们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行为人正确地适用法律,避免因过度的感情用事从而影响案件的判罚。

需要说明的是,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害警官的同龄人,他也有一个八岁的孩子,他入狱之后他的孩子、他的家庭该何去何从?可以说他在短短十几秒的不理智行为摧毁了两个家庭。这个案件足以给我们的公众一个警示,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冲动,一个小小的冲动带给我们的可能是终生的遗憾。“冲动是魔鬼”,特别是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由于机器运动的难以控制性,更应注意避免自己的行为造成他人的伤害。笔者希望犯罪嫌疑人孙某能够认真悔罪,对被害人家属积极进行赔偿事宜,以减少被害人家庭的痛楚;希望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能够避免感情用事,客观地侦查案件;更希望我们的法官能够坚守“罪疑惟轻”的思想,公正地处理该案件。



责任编辑:李沫


作者 | 刘杰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
来源 | 智合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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