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法律实务精析|行为人伪造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公司应否承担清偿责任？

公司公章是代表公司意志的有效凭证，具有较强的公示性与集合性。公司公章通常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保管。但在实践中，一些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他人私刻印章、盗用公章等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的安全隐患。此种情形下，公司应否承担对相关债务的清偿责任，往往难以认定。笔者所在律师团队最近承办了此类案件，通过检索大量案例与提炼裁判要旨，总结办案心得与实务经验，为今后承办此类案件贡献智慧力量。

一、承办案件的案情简介与法院判决概要

1.案情简介：

陈某长期以甲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投标业务。2016年8月，陈某以甲公司名义与何某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合同约定甲公司现对一棚户区改造项目已中标，由甲公司安排团队组织施工管理，由何某组织资金，同时甲公司委派何某为合同代理人，处理日常事务。2016年8月17日，陈某以甲公司名义与发包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陈某私刻了甲公司印章，并开设了以甲公司为户名的账户。

何某在建设该项目时，因缺少资金。陈某持伪造甲公司印章盖印的《授权委托书》与赵某协商给何某及其挂靠甲公司承包的项目出借款项事宜，该《授权委托书》载明：甲公司委托陈某为代理人，代理甲公司办理贷款业务事宜。2016年9月10日，陈某与赵某就借款事项谈妥之后，以甲公司名义与赵某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约定何某、甲公司向赵某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

合同签订后，赵某向陈某开设甲公司账号的账户转账共计600万元、向陈某个人账户转账200万元，共计出借800万元。嗣后赵某多次催讨本息无果，向法院起诉要求何某与甲公司还本付息。

那么，赵某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2.案件判决情况概要：

一审法院认定，甲公司在另案中提交《合作经营协议书》作为证据，足以证明该协议真实。该协议约定由何某组织资金，说明甲公司对何某组织资金知情，甲公司开设账户客观存在，赵某完全有理由相信陈某有该《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事项。故判令陈某的行为后果应当由甲公司承担，甲公司、何某应向赵某偿还案涉借款。甲公司不服，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甲公司向公安局就陈某伪造甲公司印章进行了报案，此时公安局还未决定正式立案。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维持了原判。

2020年10月，当地市公安局对甲公司“印章被伪造”决定立案侦查。2020年12月，当地市公安局《鉴定通知书》结论载明：《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与甲公司印章不是同一印章盖印。

甲公司认为陈某既非甲公司的员工，也非公司的项目经理，不具备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陈某称其系甲公司在当地分公司的负责人，系虚假陈述。甲公司从未授权委托其以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从事业务，其所持的《授权委托书》系其为了借款而私自伪造。出借人赵某在签订巨额借款合同时有义务对陈某是否具有代理权限及其所持授权委托的真伪进行核实，否则不排除三人间的恶意串通。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何某，赵某与陈某在未经甲公司授权追认的情况下，擅自为甲公司设定义务签订的《借款合同》对甲公司没有约束力，且合同中指定的甲公司收款账户系由陈某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相关资料复印件违规开户。甲公司便向省高级法院提起了再审，请求改判甲公司对该项借款不予承担清偿责任。

再审法院认定：（1）关于甲公司是否知晓、允许陈某使用私刻印章的问题。陈某多年在当地以甲公司名义使用案涉私刻的印章从事一系列经营活动，该印章被发包单位、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甲公司在另案诉讼中以诉讼行为认可了该印章的效力。现没有证据证实另案建工合同的印章与案涉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不是同一枚，综合考虑陈某与甲公司的关系及案涉证据情况，能够认定甲公司知晓并允许陈某使用案涉私刻的印章。

（2）关于陈某有无代表甲公司与赵某签订借款合同的权限问题。借款授权委托书中甲公司的印章系私刻，没有证明甲公司委托陈某代理借款的直接证据。其次，甲公司知晓、允许陈某使用私刻的章范围限于承接工程，不能扩大推定甲公司概括授权同意陈某代为借款，陈某在借款合同上加盖私刻的甲公司印章的行为系无权代理。

（3）关于陈某代理甲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陈某向赵某出示了加盖私刻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但赵某只能对授权委托书进行形式审查，陈某具有代表甲公司的权利外观，结合陈某长期以甲公司名义对外承接工程的事实，赵某对陈某代理权的信赖具有合理性，其已尽普通公民的注意审查义务。另甲公司未尽管理义务，明知陈某使用私刻的印章但未及时收回、制止，具有可归责性。

因此陈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借款合同的效力及于甲公司，甲公司、何某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虽然证实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加盖的印章系私刻，但不能否定甲公司、何某与赵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最终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维持了二审判决。

这是笔者所在团队承办的案件，行为人伪造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三级法院都判决该公司应承担清偿责任。可见关于伪造企业印章的合同效力在实务中常涉及表见代理的问题，该问题亦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那么，什么是表见代理？行为人伪造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为何公司应承担相关合同责任呢？

表见代理行为的本质是无权代理，认定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则意味着被代理人必须承受其意思之外的他人决定的约束，故立法将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限定在其善意无过失的场合。通过此案例，可以看出，审判法官在审理过程中结合对证据的把控，重点对行为人有无权利外观、对相对人“明知”或“应知”的判断，作出盖然性的衡量。

二、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法律探析

1.表见代理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此即为表见代理的规定。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无权代理；（2）代理行为在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3）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4）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从该构成要件上看，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2.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与审查

现行法律关于伪造公章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主要在《民法典》、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最高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会议纪要》）与2021年1月1日修正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中。

伪造公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主要审查行为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是否具有权利外观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几个方面。

（一）行为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是否具有代理的权利外观。

合同相对方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需证明是行为人否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需要举证代理行为中存在合同书、公章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上述所涉的举证证明标准要达到足以让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的程度，仅仅具有权利外观但未达到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的程度仍然无法构成表见代理。判断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要重点审查被代理人有无过失或者从被代理人与无权代理行为人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去判断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具有足以使相对方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事实需在签订合同时应当已经具备，并成为相对人决定是否签订合同的重要考量，在签订合同之后形成的代理权表象，不能成为评判相对方在签订合同时合理信赖行为人有代理权的理由。

（二）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

善意，主要是指相对方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超越权限订立合同。在判断合同相对方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需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方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所借款项的用途、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在合同交易履行中，特别是已经存在多年的交易，应当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行业规则等来综合判断相对方是否为善意且没有过失。

表见代理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但所保护的相对人必须是善意且没有过失的，此时的相对人与交易安全才值得法律保护。如果在整个代理过程中，相对人明知对方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存在瑕疵而放任，故意和代理人建立法律关系，甚至是和行为人恶意串通，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和责任不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

三、行为人伪造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的相关判例裁判规则

表见代理重在保护善意相对人和交易安全，同时兼顾各方利益，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根据个案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进行综合判断。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是有使相对人误信其有代理权的事由，也就是表象上看上去使一般人能够相信其有代理权。笔者检索研习了大量关于伪造企业印章的合同效力涉及表见代理的案例，针对不同情形，总结提炼出如下要点：

1.公司法定代表人伪造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

（1）在（2016）最高法民申1312号案件中，法院裁判要旨：吕健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加盖的公司印章是伪造的，吕健系华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合同中不仅加盖有公司的公章，吕健亦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合同中签字，故即使借款合同中的公司公章不真实，但吕健的行为是代表华健公司的法人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上述事实足以使原告相信借款合同的主体是公司。程云进直接汇款给吕健个人，吕健向程云进支付利息以及所借款项的实际用途均不影响公司与程云进之间已经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公司不能证明在借款时原告对此知情以及原告与吕健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所以华健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

（2）在（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之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借款合同》订立时，刘庆伟系中铁九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诚公司审查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铁九局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其合理注意义务。中铁九局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非善意相对人，刘庆伟的行为系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中铁九局公司承担。

2.公司董事长或执行董事伪造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应重点区分其有无代表权，相对人是否尽谨慎注意义务，进而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1）在（2016）最高法民申733号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同时翁炎金还是公司股东，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炎金私刻，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炎金的债务承担责任。

（2）而在（2019）最高法民再170号案件中，最高法院认定：樊艳阳承认其未取得中诚公司的口头或书面授权委托，尹国红、东阳公司等作为相对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案涉协议时查验了樊艳阳的委托代理权手续。尹国红出借520万元，金额较大，却未通过工商信息网站等公开渠道审核中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樊艳阳的职务身份，也未要求樊艳阳提供书面授权文件等可证实樊艳阳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仅以樊艳阳加盖其私刻的中诚公司印章和执行董事身份，即轻信樊艳阳有该公司的代表权或代理权，并与之签订《借款担保协议书》，主观上明显存在过失。综上，本案签约行为人樊艳阳没有代理权而以公司名义订立《借款担保协议书》，相对人尹国红轻信樊艳阳职务身份及其私刻的公司印章，不构成表见代理，樊艳阳所为的代理行为无效。《借款担保协议书》对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

3.行为人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公司的过错造成行为人具有代表权的假象，使得相对方产生了合理信赖，应当认定行为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对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

(2018)最高法民终896号案中，法院认定：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和昌公司仅以《借款合同》中所盖印章与其工商备案印章不一致，从而否认《借款合同》真实性的主张不能成立。和昌公司称《借款合同》系新华都公司与潘伟民恶意串通签订，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在潘伟民担任和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曾经代表和昌公司向新华都公司借款，前后两笔借款中的经办人为同一人。由于本案约定的收款账户名称为和昌公司，故新华都公司有理由相信潘伟民有权代表和昌公司对外借款。因此虽然潘伟民事实上不再担任和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和昌公司的过错造成潘伟民具有代表权的假象，使得新华都公司产生了合理信赖，故应当认定潘伟民以和昌公司名义与新华都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对和昌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新华都公司有权要求和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4.如果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同一公司多枚印章,公司不能对私刻印章的法律效力进行选择性认可，不得主张使用公司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对公司没有约束力。

（2015）民申字第2537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本案《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公司印文虽经鉴定机构认定与其在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符，但青海创新公司确认其曾使用过的公司印章不止一枚，洪英难以有效识别《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公司印章是否为青海创新公司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或在公安局备案登记的印章。本案并非《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情形。判决认定两份《担保保证书》均对青海创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青海创新公司应当向洪英承担担保责任。

5.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具有特定用途，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印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公司追认，且没有证据证明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协议》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在最高法（2014）民申字第1号案中，法院裁判要旨：诉争《借款协议》借款人落款处加盖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具有特定用途，仅用于开工报告、设计图纸会审记录等有关工程项目的资料上。尽管诉争借款用于涉案工程，但借款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对外借款不是对涉案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借款协议》也不属于工程项目资料，故在《借款协议》上加盖中太公司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中太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协议》是中太公司的意思表示。再结合中太公司和国本公司未参与《借款协议》的签订、协议上未加盖国本公司公章以及出借人对眭双红、徐鹏借用国本公司和中太公司的资质施工是明知的事实，应认定诉争借款是眭双红、徐鹏的个人债务，要求中太公司和国本公司对诉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依据。

6.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出借人在主观上存在过失的，不得认定盖章人系代理公司借款。

（2019）最高法民申5844号案中，法院裁判要旨：表见代理行为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不仅需要其取得被代理人的合法授权，在客观上具备代理权的表象，还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罗雪峰并非建工集团的法定代表人，罗雪峰在盖章之时亦未取得建工集团准予其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的书面授权。越琴公司作为长期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在与罗雪峰以建工集团名义发生首次交易的情况下，应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尽到更加审慎的注意义务。且越琴公司出借资金2000万元亦为大额借款，理应对建工集团的基本情况、罗雪峰是否取得相应授权等做进一步查询、核实，应当要求罗雪峰提供可证实其有权代表建工集团签署案涉《借款合同》的授权材料，故越琴公司在主观上存在一定过失。因此，罗雪峰的行为既非有权代理，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借款合同》不对建工集团发生效力。

7.公司的股东但非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无公司对外进行相关民事行为的授权，一般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

（2019）最高法民终1535号案中，法院裁判要旨：不能仅以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与公司备案印章或常用业务印章不一致来否定公司行为的成立及其效力，而应当根据合同签订人是否有权代表或代理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来判断。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协议书》签订时，崔文辉为安多公司的股东，但并非安多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无证据证明其在安多公司任职或具有代理安多公司对外进行相关民事行为的授权。而仅因崔文辉系安多公司股东，不足以成为宏信公司相信崔文辉有权代理安多公司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合理理由，故崔文辉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安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宏信公司与安多公司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其主张安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四、律师承办类似案件的实务要领

通过上述最高法院案例的明确阐释，当行为人伪造公司印章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时，要求行为人在客观上要具备代理权的表象，还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表面上足以使合同相对人相信行为人的行为系公司行为时，公司在不能举证证明合同相对方明知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或证明行为人与合同相对人存在恶意串通情形的，公司一般应承担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实务中，认定表见代理应当主要考量的因素包括：

（一）行为人的具体身份、职务是否与被代理人具有关联性。行为人在被代理人处任职职务越高、与从事业务关联度越强，或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其他身份联系越密切，对表见代理的认定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二）被代理人对行为人是否存在可合理推断的授权关系。行为人原有代理权已被终止但被代理人未对外告知等情形，可合理推断具有授权关系。

（三）合同关系的建立方式是否与双方以往的交易方式相符。合同是否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若签订合同未使用被代理人名义，合同文本没有任何与被代理人相关联的文字表述，须慎重认定是否为表见代理。

（四）合同订立过程、交易环境等是否与被代理人有关。被代理人是否存在能够使人相信其参与合同履行的行为，标的物的用途、交付方式等是否与被代理人有关，被代理人是否取得履行合同的利益

（五）合同相对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历史以及相互熟识程度。合同相对人在订立合同之前是否即已充分知悉权利外观事实。相对人主张自己善意且无过失，应证明自己知悉权利外观事实的时间早于实施交易行为，实施交易行为后或风险产生后才了解的相关事实则一般不能支持相对人具有善意。

（六）合同相对人注意义务与交易规模大小是否相称。金额较大、标的物数量大的大宗交易，合同相对人应更加慎重，其是否善意的审查判断标准也需相应更高；反之，小额便捷的交易，审查判断相对人是否善意的标准相对较低。

五、律师对广大企业的合理化建议

笔者所在律师团队是以法律规定与实务融合为特色、以民商事见长，以高效优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团队。为此，为避免广大企业未来发生类似的承担法律责任风险问题，特为广大企业提出如下合理化建议：

（一）广大企业应当破除对公章伪造问题的严重误解。许多公司错误认为只要能够证明合同上盖的章是假的，公司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但在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即便私刻公章构成犯罪了，其签订的合同在民事上也是有效的。特别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即使印章系伪造，公司也不能够否认其合同效力：（1）公司在其他的场合承认过该印章的效力；（2）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3）公司用章不具有唯一性；（4）公司明知他人伪造印章而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

（二）广大企业应当制定严格的印章管理制度。公司应当加强对公章的使用管理，禁止滥用。公司应当制定严格规范的印章使用审批及登记制度，一事一登记；可以设立公章专人保管制度；明确除公司签署重要文件外，印章一律不得带出公司外使用，禁止公司出租、出借公章；在公司出现变更或公章丢失、作废的情况下，应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备、通知相对人或向社会公告。

（三）企业在发现存在伪造企业印章行为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司应当保留相关证据，同时应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印章遗失等声明，减少公章伪造容易导致公司对外构成表见代理的风险。

（四）企业应保证用章具有唯一性。企业应避免出现同一公司多枚印章的状况，同时应加强对业务授权委托人的监督，明确具体授权范围，避免权责不清等情况的出现。

（五）企业应对需要加盖印章的相关文件情况予以详细审核。公司应当加强对相关公章使用的规范性与程序性，同意文件内容的则用印，否决的则应当予以退回。明确空白文件一律不得用印。

综上所述，对私刻、伪造公章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不能等量齐观，公司应否承担清偿责任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具体案件事实与交易习惯等因素，审核其是否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来进行综合判定。

附：相关法律规定：

1.《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2.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十一条，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十三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撰稿作者：江望 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排版：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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