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法律文化馆|古代法制史展示—春秋战国时期


接上期,我们了解到中国的法律制度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绵延数千年。中国最早期的法律制度出现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

西周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法制的结晶,其对中国之后的法律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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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公开始于春秋时期、始于成文法的公布于众,有很多人对它的实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首先创制新的法规,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总结,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成文法公布的意义
成文法公布的意义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剧烈转型期,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旧贵族垄断法律 强烈要求将成文

法公布于众,以保障他们的私有财产和既得权益,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羁绊。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其意义在于:

首先,公布成文法是对旧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公开化,开创了古代法制建设的新纪元。

其次,公布成文法在客观上为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为罪和刑对应的成文法典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为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最后,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开辟了一种全新的集权制的统治模式,为战国至秦统一时期“法治”取代“礼治”拉开了序幕,也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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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鼎


子产的主要事迹
子产的主要事迹

子产是春秋后期郑国著名政治家,当时郑国内忧外患,国力日渐衰败,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富国强兵,子产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处罚那些荒唐不法、奢侈浪费的人。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他们对改革措施说三道四,甚至还编了歌谣咒骂子产:“硬逼我把上好的衣帽藏起来,还把我的田产左查又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也参加!”面对威胁,子产毫不退却,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死也得做。推行善政,不能中途改变,我决心坚持到底。”

为了使国家有法可依,子产主持制定了“刑书”。这套刑书起初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子产下令把全部文字铸在一口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老百姓都能看到,这就是有名的“刑鼎”。

法律应该公之于众,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却掀起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开头就说:“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着很大希望,现在完了!”然后说:“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上面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作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啦!”

叔向还说:“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作了《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铸在鼎上,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吧!”

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遥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眼下已经混乱不堪的当代呀!”

子产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改革初见成效,百姓从中获得实惠,郑国又流传着一首歌谣:“我们有子弟啊,子产来教导;我们有田地啊,子产帮我们把产量提高;要是子产死了呀,有谁还能像他这样好?”

孔子的生活时代略晚于子产,他主张用德行、礼义治国,反对子产铸刑鼎,却肯定了子产改革的巨大成效,赞美他是给百姓带来福祉的“仁人”。


战国法律制度
战国法律制度

战国时期法家的“法治”理论突出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律观,并成为当时各国法制的指导思想。

1、“一断于法”。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壁垒,将法作为衡量任何人行为的客观标准,取消旧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的一切特权。

2、刑无等级。在法律的适用上,法家反对宗法制时代的“礼有等差”,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要求制定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地适用法律,使全社会都在法律的约束下生活。无论贵贱一律平等,即“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赏当其功,刑当其罪”“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等级制代替旧的奴隶制等级制。

3、轻罪重刑。法家主张“轻罪重刑”,用严刑峻罚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法家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只有通过重刑酷法,才能使臣民畏法和服法,达到“禁奸止过”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即“以刑去刑”“以杀止杀”。

4、法布于众。与“以法治国”等原则的要求相适应,法家主张“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即向全社会公布成文的法律,让全体臣民皆“知所避就”,从而否定了法律的秘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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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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