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法律文化馆|古代法制史展示—春秋战国时期

接上期，我们了解到中国的法律制度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绵延数千年。中国最早期的法律制度出现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

西周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中国早期法制的结晶，其对中国之后的法律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律的公开始于春秋时期、始于成文法的公布于众，有很多人对它的实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首先创制新的法规，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总结，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剧烈转型期，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旧贵族垄断法律 强烈要求将成文

法公布于众，以保障他们的私有财产和既得权益，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羁绊。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其意义在于:

首先，公布成文法是对旧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公开化，开创了古代法制建设的新纪元。

其次，公布成文法在客观上为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为罪和刑对应的成文法典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为各种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最后，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开辟了一种全新的集权制的统治模式，为战国至秦统一时期“法治”取代“礼治”拉开了序幕，也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

子产是春秋后期郑国著名政治家，当时郑国内忧外患，国力日渐衰败，处境非常危险。为了富国强兵，子产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处罚那些荒唐不法、奢侈浪费的人。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他们对改革措施说三道四，甚至还编了歌谣咒骂子产：“硬逼我把上好的衣帽藏起来，还把我的田产左查又查！谁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也参加！”面对威胁，子产毫不退却，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死也得做。推行善政，不能中途改变，我决心坚持到底。”

为了使国家有法可依，子产主持制定了“刑书”。这套刑书起初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子产下令把全部文字铸在一口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老百姓都能看到，这就是有名的“刑鼎”。

法律应该公之于众，这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却掀起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开头就说：“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着很大希望，现在完了！”然后说：“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上面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作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啦！”

叔向还说：“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作了《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铸在鼎上，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吧！”

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遥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眼下已经混乱不堪的当代呀！”

子产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改革初见成效，百姓从中获得实惠，郑国又流传着一首歌谣：“我们有子弟啊，子产来教导；我们有田地啊，子产帮我们把产量提高；要是子产死了呀，有谁还能像他这样好？”

孔子的生活时代略晚于子产，他主张用德行、礼义治国，反对子产铸刑鼎，却肯定了子产改革的巨大成效，赞美他是给百姓带来福祉的“仁人”。

战国时期法家的“法治”理论突出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律观，并成为当时各国法制的指导思想。

1、“一断于法”。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壁垒，将法作为衡量任何人行为的客观标准，取消旧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的一切特权。

2、刑无等级。在法律的适用上，法家反对宗法制时代的“礼有等差”，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要求制定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地适用法律，使全社会都在法律的约束下生活。无论贵贱一律平等，即“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赏当其功，刑当其罪”“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等级制代替旧的奴隶制等级制。

3、轻罪重刑。法家主张“轻罪重刑”，用严刑峻罚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法家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只有通过重刑酷法，才能使臣民畏法和服法，达到“禁奸止过”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即“以刑去刑”“以杀止杀”。

4、法布于众。与“以法治国”等原则的要求相适应，法家主张“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即向全社会公布成文的法律，让全体臣民皆“知所避就”，从而否定了法律的秘密状态。